勒胡马第二十五章、宁便民而不便官

免资敌——因为绝大多数海商都来自于江南，尤以卫循出身的会稽郡为甚。对此裴该分析道：“海商取江南之货，转输辽东，复将东北之货，转归江南，确乎获利甚丰，倘若把持在司马睿或王氏手中，确实不得不加以制约。然而建康见不及此，或者虽有心而无力，则贸易所得不能尽为彼等所用，有何可虑啊？

    “建康不过于海贸中抽些赋税罢了，我朝在黄县、曲成等处亦抽税，足可抵过。况乎江南豪族，相互勾连，各恃徒党，既不肯全受建康之制，复贿上欺下，隐匿财产，偷逃税项。据报，建康从中所得，尚不足我朝三分之一。则是海贸之利，我得其三，敌只得其一，如此好事，岂容废罢？

    “再者，海商自南来，入于青州诸港时，必将建康内情，通报于我；而我将来定南时，也可以关闭青州诸港为要挟，使彼为我内应——此天然之间者也，何必拒之于千里之外？”

    至于海上贸易的两个终点——交、广和平州、三韩，本来就很偏远贫瘠，还用担心他们靠着海贸能够很快富庶起来吗？根本不必加以考虑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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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随着国家政权的逐渐完善，裴该得以彻底从细务中抽身出来，而只负责大政方针的制定和重要事务的督责，倒是比在长安时要轻松一些了。

    好比说，他诏下工部，使规划长安新都的建设，工部尚书徐渝动作倒是很快，才开春后不久，便将图样草稿呈递了上来，裴该一连花了好几天的时间，逐一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，要他加以修改。

    按照裴该的意思，这座新都乃是“仿造”唐长安城而建的——当然啦，除了他以外，没人知道唐长安城是什么模样、规制——依从汉、魏旧例，并设置宫城、皇城、外城三部分，宫城和皇城位于城市正北方。

    最早可以考证的都城，乃是周代的镐京和洛邑，形制还很原始。所谓“城池”，初始与贵族庄院差相仿佛，不过是围道土墙，以保卫贵人及依附奴婢的起居处罢了，没有庶民的位置。其后庶民逐渐傍城而居，亦以栅栏自护，就跟今日的建康城似的。周有天下，始将其都建成小城大郭的形态，但都是依地势而布局，并无一定之规。

    其后部分城池，尤其是都城的人口逐渐增多，规模也渐增大，但直到西汉朝的长安城，依然以宫城为核心，官署随处布设，既无皇城，外城占地也并不比宫城大多少。而且汉长安城秉持着西南为长者居的旧俗，基本上还是坐西朝东的布局。

    到了东汉的都城洛阳，为了显耀皇权，方才改基本布局为坐北朝南，但宫城仍居城池中心位置。唯曹操建邺城，才将宫城移至城池北部中央。原本历史上，要等拓跋氏入主中原，营建新洛阳城，始将朝廷官署全都设置在宫城南面的东西两侧，并逐渐演化成了隋唐以后的“皇城”。

    皇城的产生，主要目的是将主要官署聚集起来，便于日常政事的处理——不必要两个部门一在城东，一在城西，还得驾车来往才能相互沟通了——更方便统一警护。这个道理，自然对徐渝是一说就通。

    但另外一个道理，就不怎么说得通了。此前的城池多采取里坊制，即将居民区和商业区（市）严格分别开来，并且居民区之间也相互隔离，入夜后关闭坊门，不使随意通行。这当然是为了方便管理，禁绝盗寇了，唐代长安城即为最规整和严格的里坊制。

    裴该要求不设坊墙，且许商贾在通衢大道两侧，任意赁屋开店，这是徐渝所无法理解的。他说：“若不分里，则不易警护，易**宄；不设市，亦不便管理，难以征税啊。陛下三思。”

    裴该笑笑说：“不分里，为居民来往便利也，至于如何警护，防查奸宄，此警部之责，非关卿事。不设市，为便商也，至于管理和征税，此虞部之责，卿亦不必过虑。”随即召来虞部侍郎郁翎，问他说你站在商人的立场来考虑，是设市为好啊，不设市为好啊？

    郁子羽回答说：“若以虞部吏而言，以设市为便；以商贾而言，以不设市为便。”

    裴该说这就对了嘛——“我宁便民而不便官。民便则喜，必肯守律，而奸宄难生；官吏便，则民必怨，岂有民怨之国，而能长久者乎？”

    不过裴该也考虑到，唐代长安城终究是数百年后的产物，推倒里坊制更近乎千年之后，以目前人口数和城市、商业规模而言，自己的想法未免有些超前了。所以他命徐渝设计的长安城，也比唐时规模为小，面积仅仅五十平方公里左右。趁机也可以避开城北最低洼潮湿之处，不必要跟唐太宗似的，被迫再于城北兴建一座大明宫。